建設“中國特色新型智庫”還缺什麼?
  “最關鍵是深化體制改革。這方面不改革,中國無法出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智庫。”
  撰稿|張昕樾
  我們還缺什麼?
  《新民周刊》:前段時間,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。您覺得距離這一目標,我們的智庫還缺什麼?
  章琦:最關鍵的是深化體制改革。否則,中國無法出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智庫。我們中國首先要完成依法治國進程,科學治理。有寬鬆的環境,才能讓真正的民間智庫,獨立地發聲,獨立地建言,而且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,收取回報。這樣才能夠生存下去,發展起來。
  第二是資金問題,官方機構與民爭利。
  中國很多企業都認國外的咨詢機構。很多上市公司願意花上千萬請麥肯錫、蘭德,就是為了一個品牌,在公告上可以寫上戰略是請麥肯錫做的。中國的民間智庫則接不到活,有活也被官方智庫搶走了。我們的權力機構下麵養著很多所謂的機構、公司,它們就去攬這樣的活。但它們做不到位,不出彩,也不需要出彩。官方智庫有國家財政支持,不像民間智庫是走市場的,完全要以智慧和能力與市場交換。我們還算好。我和院長艾豐原來都是體制內的,因為有很多積累,渠道通暢,加上我們熟悉政府運作程序,瞭解決策機構需求,所以才把“凝聚智慧,影響中國”作為我們的理念,不斷去求索、創新。所謂新型智庫,就是和原來的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都不一樣。官方的有些智庫應該退出,納入到市場化來運營。
  第三是人才之憂。
  西方的智庫有政-商-學“旋轉門”的說法,不經過官場的歷練,沒有這個經驗,對官方的程序、規則、運作,以及語言都不懂,就無法展開充分的交流。但在我們這裡都是關上門的。我原來是政府官員,90年代下海出來的,後來就沒人願意出來了。新畢業的大學生都想考公務員,或者到社科院去吃官飯,有保障。這就是人才不能流動導致的問題。政府有些部門,機構臃腫,人浮於事,造成人才巨大的浪費。應該讓高端的人才出來,走向市場。
  最擔心的偏差
  《新民周刊》:您在策劃時最重“勢”。您認為中國下一步的大勢是什麼?
  章琦:深化改革開放,這條路是人間正道。如果能夠成功,中國是可以實現復興夢的,屹立於世界之林,但是一定要不出偏差。
  《新民周刊》:您最擔心的偏差是什麼?
  章琦:最擔心極左復辟、“文革”復辟。對世界好的東西,我們應該是敞開胸懷去學習。在給中央領導的信里,我寫了:“‘普世價值觀是存在的。’喜歡自由、民主、富裕,這是人類共同的。再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里也有自由、民主、富強,不要自己否定自己。”
  “右”的還翻不了船,“左”的絕對會給中國帶來顛覆性的滅頂之災。我現在給中央建言選擇的是既不左,也不右。
  眼下反腐是必要的一步,也要講策略,接下來最重要的是大國治理。
  我最近思考給中央提議的是,如何把權力關進籠子里。貪欲是人的本能。據我看,現在的反腐還可以更加徹底,換一批新人,如何確保他們不腐敗?根本性的問題是要建立制度,一個好的制度,能讓壞人變好人;一個壞的制度,能讓好人變壞人。其次是放開媒體監督,讓媒體起到應有的作用,當然媒體也要依法治理。第三是讓人民來監督,把舉報法制化、制度化。先讓新的官員不敢腐,有畏懼之心,最後養成習慣,轉變到不想腐。第四是給官員高薪和高退休金,讓他們活得有尊嚴。
  出類拔萃才有機會
  《新民周刊》:您從事智庫業,看來和您從小的理想——追求“著書立說,成名成家”大有關係。這種抱負,和您小時候的家庭教育有沒有關係?
  章琦:我父母都是忠誠的共產黨員,每天忙得不得了,在工作上拼死拼活,沒有精力來管我。但我從小就是很乖的孩子,悶頭學習,老師給予了我很多幫助。小學一年級就讓我當班幹部,還派我到上海市少年宮學習。更重要的是,我喜歡讀書。四年級就開始讀長篇小說,看得最多的是古典文學。中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,位卑不敢忘憂國,讓我很欽佩;管仲、張儀、諸葛亮,給了我很大的影響。《約翰·克裡斯托弗》我讀了兩三遍,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情況下,人家都能夠這麼奮鬥,最後成為大音樂家。我一邊吃飯一邊看書,睡在被窩裡面打著手電筒看書,上學走路都看書,有一次差點撞到電線桿上。沒辦法,就是痴迷到這個程度。這些書籍鼓舞了我,讓我從小就立下一個志向,人生一次,要把光和熱發揮出來。
  《新民周刊》:您遭遇過很多磨難,但最後都闖過去了。回顧過去,您最受益的人生信念是什麼?
  章琦:一個是任別人說三道四,我走自己的路,還有一個是天生我才必有用。即使讓我章琦掃大街,我也要掃成一個勞模。
  當年我已經被保送到了北大中文系,被“文化大革命”斷送了。後來我去了大興安嶺。上世紀60年代末,去大興安嶺對上海人而言,意味著前路渺茫,有可能一輩子就扎根在荒山野嶺。我是豁出去了,但我所看到的場景,火車開的時候,很多人哭昏在地。這讓我想到了杜甫的一首詩《兵車行》:車轔轔,馬蕭蕭,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爺娘妻子走相送,塵埃不見咸陽橋。牽衣頓足攔道哭,哭聲直上乾雲霄。
  我在最艱苦的築路隊獃了一年。修路完全是體力活,一個連隊只有一臺壓路機,其他全部靠人工。只穿一條褲衩,挑土籃、掄大鎬,跟勞改犯一樣。我當時被鍛煉得能挑200斤的擔子。
  但在這種艱難困苦的情況下,我很能安慰自己。我得奮鬥出去。我是整個連隊里第一個離開的。這要歸功於我的第三個人生信念:成功就在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。
  我小時候的理想是當個作家,經常給《解放日報》投稿。你想一個小孩能寫什麼稿子,但《解放日報》對寫稿者非常好,不刊用會回一張明信片。我就跟他們建立了這麼一種聯繫。他老給我寄明信片,我還給他寫,最後積攢了有上百張明信片,把那位編輯給感動了,終於給我發了一篇稿,還讓我成為了《解放日報》年齡最小的通訊員,當時我才15歲。我憑自己的努力,打開了另外一片天地,專門有作家、記者給我們上課,教怎麼寫稿、抓新聞。經過專業指導,後來我的稿子就寫得很好了。
  後來我的這套本事,在大興安嶺就用上了。我參加了《大興安嶺報》辦的通訊員學習班,他們一看我的稿子寫得最專業,就刊發了。這下大家都知道了,大興安嶺還有這麼一個人。主管的宣傳幹事,將我留了下來,協助他辦報。
  後來我們農場改為區,要成立區文藝宣傳隊,又把我調過去當編劇。不到一年,文藝宣傳隊要解散了,區政治部主任發現我是個人才,安排我到區廣播站當編輯。區廣播站當時只有兩個編輯,我是知青裡面唯一的一個,另一個編輯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。從此我就真正走上了新聞的道路。
  我在大楊樹廣播站發了很多文章,小說、散文、通訊、消息、詩歌,十八般武藝全派上用場,就這樣,我在大興安嶺很出名。後來大興安嶺要成立廣播電臺,就把我調去當記者了。這就應了一句話:機遇是青睞有準備的人。否則整個大興安嶺那麼多知青,怎麼會選到我?你得出類拔萃,才有機會。
  《新民周刊》:對年輕人,您有什麼想說的話?
  章琦:我們當年當下鄉知青的時候,是看不到希望和前途的。不知道四人幫能被粉碎,以為自己這輩子已經完了,更根本想不到後面還能回到上海,還能上大學。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,我還是堅信一條:天生我才必有用。拼命地武裝自己,相信總有一天能用上。
  在我眼裡看起來,現在的年輕人已經條件好得不得了了,很幸福啊,不少人都受過高等教育,跟我們比起來,有擇業、搬遷、言論、婚姻、讀書、出國的自由。年輕人要珍惜現在的生活,不要一個勁地抱怨現狀,要力爭通過奮鬥去改變自己,貧則獨善其身,達則兼濟天下。這也是我這一生都持有的信念。首先是自我完善,然後是替天行道。
編輯:SN1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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